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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今天,他们亲历广州解放

发布时间:2019/10/14 要闻 浏览:442

广州解放70周年
今天的广州城,繁花似锦,已成颇具国际范的现代化大都市。社会安定繁荣,人民生活幸福。在这个光荣的日子里,我们最难忘怀的是那些为广州解放挥洒热血的先烈们。他们,牺牲在广州解放前夜。有人牺牲前还在默念“新中国,万岁”,有人牺牲了还死死地压着敌人。怀念先烈们和前辈们,就是要更加珍爱今日的美好生活,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将广州建设得更加美丽,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70年过去,如今记者找寻到当年参与广州解放前最后一次战斗的老战士、见证广州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女工、赶制“告同学书”的青年学子等亲历者和见证者,回忆当年的故事,讲述广州70年日新月异的变化。

讲述人:王敏

讲述人:王敏,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4军132师395团离休干部,87岁
19岁通讯兵牺牲前说“新中国,万岁”
我出生于1932年,15岁时参军,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1949年,我们132师395团作为前卫团挺进广州时,我是三连的文化干事,主要任务是宣传发动士气,因此必须冲在战斗的最前线。进军广州时,我们在10月12日晚到达从化云台山,晚上9点多与蒋军107师321团遭遇,经历了解放广州前的最后一场战斗。
如今,70年过去,我也成为经历过这场战斗唯一健在的老战士。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激烈战斗和驻守广东、守备广州的峥嵘岁月,我还是不禁泪如泉涌,感慨万千。
在云台山战斗中,我们三连受命夺取云台山主峰,狙击敌人向广州逃跑,二排担任主攻。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枪炮声,脑子里根本不可能有其他的,只想着多歼灭敌人。经过20多分钟激战,云台山主峰控制在我们手中,敌人为了逃跑,拼命向主峰反扑,连长授命通讯员黄家广去二排了解情况。
黄家广和我是东北老乡,当时年仅19岁。当他完成任务,带着二排“人在阵地在”的保证返回途中,发现二排的侧后方有一股敌人正在偷袭。此时,回去报信已经来不及了,于是黄家广当机立断,占据有利地形并鸣枪报告二排,同时阻击敌人。部队听到枪声,知道遭遇偷袭之敌,马上调整部署,组织火力,消灭了偷袭的敌人。不过,黄家广的这一举动也引来了敌人猛烈的子弹,他最终倒在血泊里。
战斗结束后,我在一个小山头上找到黄家广,当时他已身负重伤,全身有四个弹眼,肠子都流出来了。我把他抱在怀里,鼓励他坚持住。他艰难地摆摆手说:“我不行了……请报告指导员,二排人在阵地在……”
当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捎给家里人时,他说:“如果见到我的父母亲,告诉他们,我没有给他们丢脸,我已经胜利地完成任务了!”奄奄一息的他,嘴里还轻轻念着“新中国,万岁”,然后缓缓闭上了眼,就这样长眠于云台山上。
还有6班班长潘玉德,也是牺牲在敌人的阵地上面。他牺牲时,冲锋枪已经打坏了,当我们发现他的遗体时,他身底下还紧紧地压着一个国民党士兵,两个人是抱在一起死的。
还记得,在他准备上阵地之前我去看他,当时他从兜里面掏出来一个“毛泽东爱民模范奖章”交给我说:“王干事,我这儿有个奖章,你给我保存一下,我要能下来你就还给我,我要下不来我就送给你,或者你就替我交给组织。”我说你会下来的,放心吧,我揣兜里了。
他是我们师爱民模范,外号叫“二十担”,为什么叫“二十担”呢?他每到一地,一住下,就给每家老乡挑一担水,南下途中每天都要走路,五六十里路、七八十里路那么走,到地方他一定要给老乡把水缸都挑满,所以他就得个外号叫“二十担”。他不仅仅是爱护老百姓,对他班里战士也很关心。每到一地,他都担水,用烧好水给班里战士烫脚,把洗脚盆装上水端到每个战士跟前,战士都累得躺下就睡着了,他一个一个喊醒叫他们烫脚。所以他是爱兵模范,也是爱民模范。
最终,这枚奖章我没能还给他。多年来,我苦苦寻找他的家人,却一直毫无音信。直到2009年,在参加广州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时,从化邀请我去讲广州解放的战斗时,我将这枚奖章捐赠给了从化历史博物馆。
(记录: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申卉)

讲述人:李凤兰

讲述人:李凤兰,开国少将毛和发遗孀,88岁
“毛大个”脸上的酒窝是子弹打出来的
我是吉林白城人,1931年出生,1948年入伍,1949年2月入党。第四野战军44军132师副师长、开国少将毛和发是解放广州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是我的丈夫。他出生于1919年,12岁就参加了红军,1999年离世。1948年8月,我与毛和发订婚,同年11月结婚。他当时29岁,任132师394团团长;而我只有17岁,在132师师部做宣传员。

▲毛和发与李凤兰订婚时的合影

解放广州行军路上孩子夭折
1949年,天津解放后,丈夫带领先头部队,接下了解放广州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当时部队里很多女同志选择留在了北方,我不愿意。结婚后,便一心想着要随丈夫一起南下。当年4月,我们所在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经天津挥师南下,走到江西,经过休整后,9月开始向广东进发。
没有想到的是,我在从东北出发的时候就怀孕了。由于大着肚子不方便骑马,所以我一路跟大部队走了下来。当时我只有18岁,对怎么照顾自己都不明白,再加上沿途颠簸劳累,患上疟疾,高烧几天不退。怀孕7个月的时候,我在江西早产了,孩子生下来没多久便夭折。
还记得部队南下途中,上级首长关心毛和发,让他带一个骑兵排绕道去河南老家看望分别20年没有见面的老母亲。在乡亲带领下,丈夫在山里找到了他的母亲。母亲搭了个窝棚居住,早已满头白发,等了儿子十七年,双眼已经看不见了。
母亲将这位高大健壮的青年从头摸到脚,一下子就认出了自己的“小黑子”,紧抱着儿子放声大哭。她问儿子,为什么这么多年没能给家里捎个信?
和母亲短暂相聚后,丈夫忍痛安置好母亲,便带领部队继续南下。当时他承诺解放广州后就来接老母亲,结果在1950年丈夫接到母亲病故的消息。
解放军进城当晚骑楼廊道睡觉
1949年10月11日,132师连续两昼夜奔袭,于10月14日傍晚,进入广州市郊沙河至黄花岗向市中心推进。到14日晚,战斗才全部结束。
部队进入广州后,为了不打扰城中民众的休息,经过多天奔波的战士们在夜里疲惫地当街休整。第二天老百姓一打开门,好家伙,骑楼廊道里整整齐齐排着一路在睡觉的兵哥哥!由于战争,城里的老百姓们一开始对所有部队都感到很害怕。但解放军战士们的举动感动了许多民众。街坊们热心地给战士们送上吃的喝的。
解放广州后,132师留下来守备广州,第一年清剿在城中的特务,第二年在郊区和周边城市剿匪。在城市警备的过程中,丈夫毛和发也经历了很多次惊险时刻。
我和丈夫育有5个子女,他们后来都从军了。算起来,我们一家总共出了13个军人。在丈夫毛和发军旅生涯中,这个身高185厘米的“毛大个”身上留下了9处枪伤,其中7处重伤,身上残留的弹片数都数不过来。他脸上的“酒窝”,其实是子弹打出来的!1999年,他去世后,我们还在他的骨灰里发现了两块残留的炮弹皮。
(记录: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申卉)

讲述人:马玉明

讲述人:马玉明,广州悬挂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缝制者马明之妹,93岁
窗帘布、球衣缝出第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14日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广州,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广州宣告解放。15日清晨,当红日从东方升起时,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从长堤大马路东亚大酒店三楼的窗口悬挂出来。这是广州悬挂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广州悬挂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姐姐通宵加班赶制五星红旗
这面五星红旗的缝制者是东亚大酒店的车衣工马明,她是我的四姐。解放那年,四姐33岁,我23岁,刚刚进入先施公司工作不到一年,做床上用品和针织品的售货员,我平常就住在旁边东亚大酒店四姐的员工宿舍里。
为了保护我,四姐没让我了解得太清楚。但我还记得,10月14日那天,先施公司暂停营业,我去了四姐位于三楼的宿舍,但她很晚都没有回来。我知道她的车衣间就在二楼,所以下去找她。在她的缝纫机旁,我看到几颗黄布裁成的星星,便拿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这么漂亮,她回我说“不要碰不要碰”,没有告诉我做的是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五星红旗上的星星。这面旗帜来之不易呀。那天晚上,四姐和她的同事、地下党员萧响三从地下电台听到解放大军进城,激动不已。他们从萧响三的爱人从香港辗转寄来的《大公报》上,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样,决定缝制一面五星红旗。时间这么紧,哪儿来的红布和黄布?刚好东亚大酒店为庆祝中秋正在布置橱窗和新制窗帘,购置了12匹红布,剩下了一些。而黄布则来自四姐同事身穿的黄色球衣。她通宵加班,缝制出了五星红旗。
15日清晨,四姐的几个同事萧响三、刘广源、马寿等把五星红旗从东亚酒店三楼的窗口举出,悬挂在马路之上,我也跟着去看。把旗举出窗外的是马寿。酒店有一名高管曾阻止他们挂国旗,说这样做太莽撞。不过大家都衷心欢迎解放军进城,没有人理会他。
 
▲2019年9月29日晚,东亚大酒店的外立面上投映出一幅巨大的国旗。
90年见证新中国发展历程
我出生于1926年,可以说是从最艰难的时代过来的。1938年,日本军队还没打到广州,我们一家十口人南下逃难,徒步走了足足一个月,经过番禺、中山十多个县市才到香港。我的妈妈是缠小脚的,走不动,我就背着她走。两个侄女,一个4岁,另一个才2岁。途经番禺时,日军刚刚进村,我们几姐妹躲在草堆里,满脸抹黑灰,跑出村子时,还听到枪声。
到香港后,我的大哥在跑马地开了一家很小的凉茶店,但没多久因为逃难奔波,染病3天就去世了。余下的我们生活也非常艰难。后来,香港也沦陷了。因为家里没米,我们被迫去日军那里排队领米,亲眼看着几个难民死在日军手上。我自己也差点被日本士兵追上,拼了命跑上半山才逃过一劫,那一年我才15岁。

▲马玉明和她的革命工作人员家属证明书

后来,我们回到广州。刚回来时,因为积蓄已经全部用光,又还没找到工作,家里几口人差点饿死。是大嫂天天去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叶子,和最便宜的玉米煮在一起,才让我们熬过那段时间。
但是,在先施公司工作没多久,我已经感受到局势的紧张。那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商业也萧条,有时上一天班也做不成几单生意。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偷盗抢劫时有发生。解放后,新政府接收先施公司,一度更名为中心门市部,我也成了门市部员工。没多久,我就发现物价平稳下来,人们的购买力上升了,生活得到改善。
再后来,我们百货公司搬去南方大厦,我就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这90多年来,我看着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光明的新中国。我小时候,要好几年才会看到一栋新建的矮楼,现在一年半载就冒出几栋高楼大厦。
(记录: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方晴)

讲述人:刘作松

  讲述人:刘作松,原十五兵团44军宣传队员,88岁
  入城那夜,整个广州城沸腾了
我是广东兴宁人,1931年5月15日出生。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迅速解放南京、上海等市和江苏、浙江、福建、湖南、江西等省,势如破竹,又挥师入粤。那时我本来还在广东省立兴宁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习,大概6月的时候看见粤赣湘边纵队东江公学的招生通知,就报了名,7月公布了录取名单。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去龙川镇佗城报到了。
和我一起报到的有1000多名学员。9月下旬的时候,因为解放军南下大军已经入粤,副校长连夜宣布从1000多人中挑选出300多名,奉命北上。我们由佗城出发,紧急行军,为了避开国民党军队的空袭,不得不昼宿夜行:白天疏散,各自找草棚、山脚躲避,其间,我们这批学员凭借插青伪装、及时疏散,但也有学员被飞机弹片炸伤,还有老乡、耕牛不幸罹难;晚餐后,再连夜行军至天亮。
经过7天7夜,途经连平、忠信等地,我们终于安抵粤北翁源县龙仙镇,与四野主力部队胜利会师。我们见到大军的那一刻,同志们握手、拥抱、欢呼,一片欢腾,长长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战车与马啸之声,彻夜不绝于耳。
此后不到一周,我们被分期分批分配到军、师、团、营,随军南下,进军广州。在10月1日那天,我们还在龙仙镇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重集会与盛大游行。那时候的群众游行,有敲锣打鼓、舞狮子、跳秧歌舞,十分热闹。广播中,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0月4日晚,我们最后待命的5名同志奉命编入十五兵团四十四军宣传队,连夜出发。天降倾盆大雨,山路又陡又险,我们只好一个接一个拉着前面战友的衣衫,翻山越岭,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途中失足摔死的战士战马不知有多少。天亮入城,当地人民夹道欢迎,还给我们送来茶、水果、鸡蛋等食品。大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还帮老乡劈柴、挑水、上门板、打扫卫生等,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情深。
一路上,宣传队不断鼓励宣传:“加油前进!”“革命到底,还有一千里。”意思是打到广州,就剩下最后500千米了。10月13日黄昏,我们进入从化良口。这个晚上,我主力部队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炮声隆隆,通宵达旦,我军大获全胜。国民党军队除丢下大量伤兵与尸体外,余皆南撤。
之后,我军浩浩荡荡进入广州市区。当天晚上,全城华灯齐放,大街小巷,到处是欢迎的群众。此前的疲累一扫而空,陌生的学生、战士、市民互相握手拥抱。“欢迎解放军入城!”“庆祝广州解放!”“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此起彼伏,整个广州,一片沸腾,盛况空前,彼时的情景,70年过去了我还记忆犹新。那天晚上,44军宣传队夜宿于现越秀山下省府大院。紧接着,我们加紧排练歌剧《血泪仇》,在今北京南路原天星戏院连续公演,场场爆满,这是解放军入城给广州人民带来的一份见面礼。
(记录: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伍仞 通讯员刘靖雯、宋易倩)

讲述人:李存忠

  讲述人:李存忠,原132师395团战士宣传员,87岁
 连夜参与起草“广州解放告同学书”
1932年,我出生于广东中山,初中毕业后便考到了广州的培英中学读书。广州解放时,我还是一名高二学生,参加了广州地下学联在中学的进步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接触进步思想,地下学联经常给我们通报解放军的战况,通报解放区的情况,当时,我也成了学校迎接广州解放委员会成员。
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进城的消息传来,我和同学们都心潮澎湃。那个年代,广州物价飞涨、匪特横行、百业萧条……对这么一个社会,能不憎恶吗?所以,我们对共产党可谓盼之已久。10月15日凌晨,我与男同学们开始起草“广州解放告同学书”,还记得当中的内容写着:解放军进城了,我们天亮了,我们有希望了!
大家一夜不眠,一同起草,刻印钢板,然后将告同学书分发到每一间宿舍。当时,学校的进步组织还收到了一面从东北寄过来的珍贵的五星红旗,女同学们立刻按照样式,连夜赶制了一面五星红旗。15日清晨,培英中学升起了广州所有中学里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广州解放的消息传开后,人们惊奇地发现每家商铺门前都开始悬挂五星红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全广州城都“淹没”在了红旗的海洋中,老百姓的心情一下子从阴转晴。
 西关少爷投笔从戎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句俗话叫作“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是,刚刚解放的广州城,却有近千名在校的大中学学子报名入伍,我也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我们已经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都是抱着报效祖国、跟共产党走的信念入伍的。当时,解放军132师(广州警备师)395团宣传队进校宣传并动员学生参军,我们学校进步组织里的20多名学生,全部都一腔热情,投笔从戎,选择了入伍。
在我们的同学中,有个叫黄遒铮的同学,原本是住在西关豪华大屋里的,父亲是广州南星卷烟厂的老板,但他与弟弟却毅然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参了军。我们这些学生哥扛起藤箱、皮箱,步行到郊区的车陂军政教导大队培训。这些学生军进入部队后,成为文化教员、卫生员和机关干部,充实了机关,并为战士们进行扫盲,满腔热血地为最后的全国大解放贡献力量。当时,由于物资匮乏,我们新入伍的军人没有新的军装,只能穿国民党军队留下的旧衣服。我只有80多斤,个子很小,走起路来感觉在宽大的衣服里可以荡来荡去。直到1951年,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服装。
(记录: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申卉)

讲述人:李逸

  讲述人:李逸,原第四野战军44军132师394团八连指导员,91岁
  东北战士最早听懂的粤语是“大军顶呱呱”
我1928年出生,今年已经91岁。广州解放时,我是第四野战军44军132师394团八连的指导员。
还记得,我们部队当时驻扎在天津。从天津出发到广州2000多公里,战士们每天都背着步枪、子弹、手榴弹、干粮袋等重约25公斤的东西,一边打仗一边行军。一路南下,最艰苦的就是1949年五六月间,部队进入大别山的那一段,正遇梅雨季节,战士们没有雨衣,也没有衣服可换,军衣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更令人心焦的是,雨中的千军万马将行军路踩成了泥浆池,上面有石头、木块,可以说根本没有路可走,许多战士的双脚都起了水泡,因为起泡之后还要继续赶路,所以泡上又长了一层泡,水泡变成了血泡、脓泡,被磨穿了的脓泡被灌进鞋中的泥沙浸泡,钻心地疼。
到达江西南昌一带,部队很多士兵都开始生病,得了疟疾,我也是在这里得了病,两天发一次烧,只能留在江西赣州附近休整治病。10月初,病好以后,我立刻赶到广州追赶大部队。
当我们到达韶关南边的潖江时,这时候,潖江大桥已经被炸毁。虽然桥已经被炸断,但仔细看,桥还有部分钢筋相连,我们就从桥上爬过去。爬到对岸后,发现车上有苏联专家,有战士告诉我们,这些是请来修桥的苏联专家,车往广州开,于是,他们就带上我们一起去广州。
  追赶部队到达时广州已解放
等到我们真正到广州时,那时广州已经解放了,我们到达东华东路的广州东站。我一下来,真是想都没有想到,发现驻扎在附近的,就是我们连的战友!
到广州时,我们解放军都不敲老百姓的门,睡马路、睡骑楼。那时候,东北人不洗澡,南下过江后也学会了冲凉,有空就冲洗一阵子,凉快呀。从东北打到广东,那时听到广州人说得最多的,也是我们最早听懂的一句粤语,就是“大军顶呱呱”。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府前路的公园北面举行解放广州入城仪式以及庆祝广州解放大会。不过当时,我们是负责警备广州,并没有参加入城仪式。那时候,解放路以东是394团负责警备,解放路以西是395团负责,河南一带则是396团负责。那时候,广州城市到了东山就是城市边缘了,再往东就是天河机场,没有人家了。
 
讲述人:屈干臣
  讲述人:屈干臣,海珠桥重新通车见证者,86岁
至今保留海珠桥重新通车“观礼证”
我叫屈干臣,今年已经80多岁,我见证了海珠桥重新开通。重新通车时的“观礼证”,我至今还保留着。
  海珠桥被炸 400多市民死伤
海珠桥建成后,成为连接番禺、中山、珠海等地的连接点,也是通往粤西、海南岛的交通要道,战略意义非常重要。
我生于1933年,和海珠桥同龄,1949年跟随着大军来到广州。当年,败退的国民党军队为了拖慢解放军解放广东、海南的进度,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炸垮了海珠桥。
14日下午5时50分施爆,竟未通知桥上人员撤离,造成400多名市民死伤,沉毁民船100多艘,震损房屋数百间,受灾居民3000多人。
解放广州后,在各种资源都非常困乏的情况下,1950年11月7日,距离海珠桥被毁13个月,一座崭新的海珠桥重新通车了。
再忆重新开通盛况
海珠桥重新通车开通仪式上,不设主席台,不摆鲜花,一个人主持,两个人讲话,一个人剪彩……当时,我在省委工作,有幸参加了海珠桥开通仪式。
开通仪式上,广州市建设局醒狮队和华南文工团秧歌队表演节目,然后建桥工友、机关团体、学生、市民一齐过桥……大家别提多开心了。
时至今日,我一直珍藏着出席典礼当日佩戴的“观礼证”。三寸长的红条上,墨水手写的字迹已经模糊难辨。但在我心目中,它比什么都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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